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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锐:“凤凰”血染火红峪

陈明、辛锐惟一的合影

辛锐画的凤凰

这位济南大家闺秀的美好生活在1937年卢沟桥的炮火声中,逐渐转向……辛锐把三颗手榴弹掖在胸前。一梭子弹射来,她的胸部、腹部连中两弹。鬼子冲上来,辛锐扔出一颗手榴弹。鬼子冲来想捉活的,辛锐又扔出一颗手榴弹。鬼子的又一颗子弹射中了辛锐。围上来的鬼子用力拉开辛锐的被子,第三颗手榴弹在鬼子中间炸开……

1942年春节前,八路军女战士辛颖随军辗转到鲁中山区。彼时,整个农村,黑墙瓦砾,断壁残垣,满目日寇扫荡后的悲惨景象。

当时辛颖已赶了一天两夜的路,粒米未进。人饿得跟谁也不想说话,战友们躺着默默地等筹粮人回来。掌灯时分,部队领导告诉辛颖:“辛锐同志在这次扫荡中不幸牺牲了!”“轰”的一下,辛颖眼前一片模糊。

天完全黑下来,筹来的给养是谷子,需马上推碾。辛颖和班长在一盏小油灯下默默地推着磨,一圈一圈。此时她的脑子也在转,许多与二姐辛锐有关的往事都转到眼前……

辛公馆里的大家闺秀

对于辛氏姐妹来说,她们的人生从1937年一分为二。前半段,她们是大明湖畔辛家公馆里的小主人。

1918年,荷花盛开的时节,辛锐出生,取名“淑荷”。名如其人,她自幼文静敦厚,尤爱美术。受祖父辛铸九书法艺术的熏陶,读小学时就能雕善画。父亲辛葭舟聘当时著名国画家黄固源做她的家庭教师。

“小时候,我和二姐睡在一起,她在床上摆了纸和资料。我怕睡着了给她弄坏,就用绳子一端捆住双脚,另一端拴在床头上。她看见了,轻轻地替我解开,抚摸着我的脚腕,眼圈红红的。她不会生气,眼睛会说话。”辛颖回忆幼时姊妹之情时说。

如今的大明湖南门正对面,已寻不到半点辛家公馆的踪影。这座建于上世纪20年代初的建筑,于2008年被拆除。

时光回溯到1930年前后,在这座中西合璧、古朴典雅的房舍内外,辛锐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小楼东风,南望历山,北挹鹊华,水木明瑟。春来海棠盛开,赏曲水游鱼,如戏枝头。入夏,明湖中蒲荷茂盛。夕阳西下,画舸穿绿,菡萏飐红。深秋而残柳拂塘,寒冬而莹雪压柏。

四季流转,在殷实家境中,辛锐无忧无虑地成长着。她的幼弟、现年87岁辛树英回忆道:“二姐十分秀丽,念书很好,善良,是个大家闺秀。”

16岁时,辛锐就在济南民众教育馆举办个人画展。辛树英告诉本报记者:“二姐很有才气。她学画的时候,老师们非常欣赏她,鼓励她开画展。那时开画展的很少,女的开画展的更少。”

在辛锐留存于世的画作中,有一幅工笔淡彩花鸟画颇为不凡。

这幅画画的是一只翎羽绚烂的凤凰。它转头回视的左方,是两枝斜倚交柯的粗壮树干和枝叶扶疏的绿色树冠,右下方则是秀丽挺劲的几竿翠竹。从这凤凰的头颈、翼尾和腿部的动势来看,它似是刚从遥远的天边飞来,终于找到了合意的栖息之处,正合拢双翼回视后方,呼唤着同伴。

在画的右上方空白处,有一字体娟秀的题款,写着“丙子冬十一月淑荷女史作于百花洲泮”。旁有两枚刀味古朴、俊逸的朱红印章。上面的一枚为篆体白文“辛淑荷印”,下面的一枚为钟鼎朱文“百华洲上”。

这幅画作于丙子年,也就是在民族危难日益深重、抗日呼声越来越高的1936年。凤鸣梧桐之上,辛锐将心中的愿景泼洒在纸上,寄托着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然而,美好生活的轨迹在1937年卢沟桥的炮火声中,逐渐转向。

当时,日军沿津浦铁路南下。八月底,辛锐一家祖孙三代9口人,随着逃难的人流,举家先到潍县,旋又南逃,经临沂、枣庄,到达滕县。

是年底,日寇占了兖州,辛家逃到滕县城东桑村镇。春节过后,敌人又进攻桑村,在坦克、战车的隆隆声中,辛家又逃到长城村。

“不好好学习怎么进步”

凤凰落难,羽翼难飞。到长城村后,有个老地主看中辛锐的才学容貌,当着辛葭舟的面,为他儿子提亲。辛葭舟心中满是怒气,却又不便发作,只好推说国难之际,不宜议婚,待安定再说。但地主夫妇仍不断纠缠,这给辛家带来了烦躁和压抑。

正当辛家人身处困境时,八路军进村了,小山庄气氛突变,抗日歌声此起彼伏!原来是郭洪涛率领的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和八路军四支队的一部分。“这期间,郭洪涛、郭子化经常找父亲谈话。”辛颖回忆道,那时自己年龄小,听不懂谈话内容,只见他们时而严肃穆穆,侃侃而谈,时而海阔天空,笑声朗朗。

八路军的到来,一扫辛葭舟郁郁寡欢的状态,他变得精神抖擞。“他决定将我们姊妹和二哥三人交给八路军。为了表示他对革命的忠诚,他将当时处在危困中的省委机关和部队的一切费用全部包了下来。”辛颖回忆道。

父亲的决定,彻底改变了辛锐的人生方向。

为不给部队添麻烦,辛葭舟买了一头骡子,驮着子女简单的行李,随军翻山越岭。“大约走了十来天,到达费县的薛庄。我和二姐的脚上打满了泡,但精神愉快。抗日打鬼子,不当亡国奴,不受欺压,进入革命集体,真是解放了。”辛颖回忆道。

1938年8月底,辛锐等人到达沂水县岸堤镇。此时,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第二期招生,辛氏姊妹进入干校学习。到校不久,大伙儿统统按“大”“小”称呼,喊辛锐“大辛”,喊辛颖“小辛”。

彼时,小辛和大辛同住一个院落。可因身处两个队,很少有个别谈话的时间。小辛生性好动,想姐姐时,就跑去找她。大辛则遵守纪律,并常告诫妹妹:“咱们现在都是革命战士,以后别叫我‘二姐’,也不要常来找我。”

小辛了解大辛的脾气,这么说完全是出于爱护,便益发敬重姐姐。大约过了四五天,小辛实在憋不住了,又悄悄去找她。大辛一见妹妹,立即拉她到地铺上,怨而不怒地责怪:“怎么好几天不来?”

小辛故意逗她:“你不是说不让我来找你吗?”

“小丫头!”姐姐埋怨道。屋里人多,不好说话,大辛拉着小辛到院里。大辛把手搭在妹妹肩上问道:“这几天你听了几堂课,谁讲的?你记了多少笔记?”

小辛调皮地回答:“二姐,这两天我老想找你说说话,连上课都开小差,没心思记笔记。”大辛严肃地说:“你真的这样?那可不好,有多少知识需要咱学,天地太大了,不好好学习怎么进步,将来怎么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抗日?”

话音未落,大辛取出她的笔记本放在小辛手上。小辛打开一看,啊!二姐真行,一百多页的本子写了近三分之二,郭洪涛的《目前形势报告》,郭子化的“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抗日”的讲话,记得密密麻麻,大“一”套小“1”,“甲、乙、丙、丁”分条分项记得真详细,而且字迹工整娟秀。

当小辛离开时,大辛一再叮咛她要刻苦学习。“回到宿舍,打开自己的笔记与二姐一比,我自愧不如,于是从头细心地整理起来。”辛颖回忆道。

在干校是集体生活,大家吃饭速度快。小辛记得在济南时,母亲常说大辛“吃饭慢,常吃不饱”,由此担心姐姐会饿肚子。

有一天夜里,小辛把没吃完的半张煎饼,悄悄送给大辛。大辛看到煎饼,并未马上接着。小辛看出她是饿了,可又很克制自己,便硬塞给她。就这样,大辛一边送小辛,一边吃几口煎饼,告诉小辛以后别再送吃的,影响不好,自己会慢慢习惯的。

天冷了,干校学员早操后,去河里洗脸,要砸开薄冰。如果猛搓,就不会冻着手脸。每次在河里洗脸,小辛都会冲大辛喊:“使劲搓搓,搓红了不冷,搓呀!”后来其他姐妹对小辛说:“你二姐的冻疮都破了,怎么搓?”

小辛猛然醒悟,姐姐脸上早长了冻疮。小辛很同情她,但没法子,若再傻喊,她会掉泪的。小辛从小就怕她哭,她一哭,小辛就六神无主。

“和真正的共产党员差距很大”

1938年10月,沂蒙山的柿子红了。辛锐被分配到山东省妇联任秘书。同年底,山东纵队指挥部在沂水王庄成立。辛葭舟也来到沂蒙山根据地,在指挥部供给部工作。

有一次,辛颖去王庄听形势报告,路上听人议论“大辛入党了,还做了省委组织部长的秘书”。这突如其来的喜讯使小辛兴奋异常。

一开完会,小辛便离队去看大辛。大辛依然如往常一样,和颜悦色、沉静斯文。小辛问她:“你真的入党了?”大辛神情嫣然,没有直接回答,似有意避开问话,反倒问小辛学习怎样?有什么收获?

小辛有点不高兴地说:“我的问题你还没回答呢。”大辛并不着急,给她倒了一碗热水,紧偎着她坐下,平静而认真地说:“组织已批准我为中共党员了。不过我从申请入党到组织批准,没告诉父亲,也没告诉你。我总感到自己和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相比,差距还很大。”

大辛把热水端给小辛,继续说:“小妹,我反复想过,一个人入党意味着什么?我认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千百万劳苦大众的解放而献身,他要做到吃苦在前、工作在前、冲锋在前、牺牲在前。总之,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乃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听了大辛一席话,小辛似乎觉得自己长大了。“这些话我也听别人讲过,可出自二姐之口,分量就不一样了。这是她人生的一大转折。”辛颖清晰地记得姐姐入党后的感慨。

1939年6月8日,日寇第一次向我抗日根据地扫荡。

为了行军作战,省委决定:把战工会、青委、妇联、大众日报社、战地服务团等单位合编成“沂蒙工作团”, 由大众日报社社长匡亚明同志任大队长,分散作群众工作,组织群众反扫荡。

起初,“沂蒙工作团”还是大队活动。后来,形势越来越严峻,部队不得不化整为零。“我们几个人和大辛她们编在一个小分队里,在那大小丘岭山岗之间,日夜和鬼子周旋着。”当时在青委会工作的于冠西回忆道。

麦黄时节的傍晚,这个小分队在杏峪一带的山沟里隐蔽,山口方向突然传来鬼子“三八式”步枪的射击声。领队的同志命令大家立刻分散,向山北坡转移。于冠西那时得了伤寒,已两天吃不下干粮,浑身没有力气。

同志们大部分都快步翻向岭坡的背后,但于冠西只觉得全身冰冷,一下软瘫在一株柿子树旁。这时,山沟里传来鬼子的嚎叫声,“歪把子”机枪不停地向沟两边的山崖上扫射着。就在身旁不断溅起碎石和泥土时,于冠西忽然觉得一只手轻轻抚摸着前额,随后是一个熟悉的声音:“哟,滚烫滚烫的!”

于冠西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大辛!

大辛急呼呼地转身蹲下,像发命令一般说“快,快,把手搂住我的脖子”,不顾一切地背起于冠西,朝光秃秃的岭坡跑去。

“我想让她放下我,但她似乎没听见,只是气喘吁吁地背着我,跌跌撞撞地跑。她平素温柔文静,举止娴雅,那时却像换了一个人。也不知她哪儿来的胆量和力气,竟然背着我一口气跑过呼啸着子弹的岭坡,喘息着把我放在一块大石头的背后。”于冠西回忆道。

休息一会后,两人相互搀扶着,找到小分队。于冠西被扶到一间屋子里躺下,连句向大辛道谢的话都没来得及说,就迷迷糊糊地昏睡过去。

百姓门板上不屈的战士

救同志一命的大辛,也被伤寒打倒了。

得知消息的小辛,心急火燎地赶到大辛养病的荞麦山,一头钻进半山腰上姐姐住的“团瓢”。照顾大辛的小王同志向小辛说:“高烧快一个月了,什么也不能吃。”说话间,大辛睁开眼,小辛赶紧走过去。大辛拉住小辛的手说:“你怎么才来看我?”底下的话没说就流泪了。

小辛边给她擦泪边说:“正像过去你常说的,战争情况嘛!”

小辛盼姐姐早日康复,跑了三个村子,找了三家药铺才凑齐一剂药。吃过药后的大辛,精神稍好,只吃一两口米汤。十多天后,大辛能下床站站,一次吃半个鸡蛋。这时,大辛担心小辛久留会影响工作,便撵她离开。

半个月后,大辛的病情不见好转,还得了痢疾。小辛更心急如焚,跑来照顾姐姐。两周后,大辛的病情明显好转,要小辛扶着出去晒晒太阳。可没走几步,就累了,靠在地堰上。

大辛说:“鬼子扫荡快结束了,部队要集中整顿,群众工作也要加强,我好长时间不工作了真有点着急。”“你体力这么差,怎能工作!”小辛回道。

“现在是不行,等病好一好,争取早日工作,你也该回队了。”大辛又开始撵小辛。小辛才发觉,姐姐在病中考虑党交给的工作,已不是一天两天。

小辛临走前,大辛让她给洗洗头。“她的头发极长,但很稀。我一洗,呀!竟一缕缕地往下掉。我心里难受极了。我从来不好掉眼泪,这时实在忍不住了,只得草草结束。”小辛回忆道,自从参军后,与二姐相聚相离,她从没给过一分钱、一件东西,她对人对己要求都十分严格。

1940年10月,辛锐参加姊妹剧团的筹备工作。1941年1月16日,担任姊妹剧团团长的辛锐,在《大众日报》四版上发表文章,其中有工作的诸多细节——

“理论与实践打成一片”这是我们的口号。在这原则下,同志们非常兴奋,从天明起床开始,一个整天活跃在工作和学习中。从工作团的开始形成到现在,已经有两个月的历史了。在这时期中,我们曾经为工作的迫切需要,排演了《老太婆的觉悟》《掩护》《打花鼓》《小把戏》。因为人少,有时在一幕剧里一个人曾扮演过两个角色。

在姊妹剧团期间,辛锐和在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感情的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同志结婚。他们互敬互爱,深受部队官兵的爱戴。

剧团的工作一如既往地开展着,直到1941年11月,日军纠集5万人马,对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八路军115师和山东纵队,奋力抗敌。山东分局直属机关编为几个大队,凭借沂蒙山的有利地形,坚持游击斗争。

辛锐率20多位女同志随部队转移,在大青山北的猫头山与日军遭遇,为掩护同志们撤退,她小腹部中弹,两个膝盖骨受重伤,右膝盖骨全部被打掉。当晚,她被抬到山东纵队第二卫生所驻地——火红峪村。组织上派小战士徐兴沛专门护理辛锐。

当时火红峪村只有聂凤立、聂凤举两户人家。怕暴露目标,聂凤立建议同志们将辛锐送到距聂家南面一华里远的“鹁鸽棚”山洞隐蔽。于是,聂风立和妻子王瑞兰卸下自家门板,把结婚时的棉被也拿出来铺在上面。在夜色掩护下,同志们用门板把辛锐抬到鹁鸽棚。

“山路很难走,她伤得很重,不管是抬高了还是放低了,都会弄疼她,但这个姑娘硬是没发出一点儿声响。”参加当晚转移的王瑞兰回忆道。

保持着牺牲前的姿势

在医药奇缺的情况下,已怀孕5个多月的辛锐强忍着伤口的剧痛,连吃一口饭,身体动弹一下,也会昏迷。几天后,她的伤痛逐渐减轻,能吃点东西了,情绪也好些了。但因大雪封山,山洞里缺吃少喝,小徐只身出去找粮食。

由于敌人的封锁和找粮的困难,五天后小徐才回到辛锐身边。冰冷的山洞里,她硬是撑过来了。彼时,她已休克,小徐连忙用温水喂她。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她才苏醒过来。

小徐将煮好的地瓜干送到她的嘴边。她慢慢地嚼着,说:“这地瓜干真甜,真好吃!”

吃罢饭,小徐点起火堆,黑暗、寒冷的山洞,顿时充满了光和热。辛锐高兴地跟小徐谈起来,谈到她为了抗日救国,怎样跟随爸爸离开舒适的家庭,来到沂蒙山;谈到她如何由一个天天与“文房四宝”为友的大家闺秀,成长为一名八路军战士、共产党员;又谈到她爱人陈明怎样关心照顾她,还谈到美好的未来。

她越谈越兴奋,最后情不自禁地唱起《三八妇女歌》:冰河在春天里解冻,万物在春天里复生;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在“三八”喊出了自由的吼声!从此我们一起打破毁人的牢笼……

在洞里住了16天,经过乡亲们和战友的精心照料,辛锐的身体逐渐恢复,但两腿已残废。这期间,她不止一次地问徐兴沛:“我的丈夫陈明现在何处?怎么不来看我?”小徐一直不忍心将陈明已在大青山突围中牺牲的消息告诉她。

12月16日下午,同志们抬着辛锐到医疗所换药,晚上就住在医疗所。同志们见到她,都前来问长问短。她兴致勃勃地和大家攀谈着。

次日拂晓,日军再次疯狂扫荡,很快就逼近了火红峪。辛锐驻地被包围,枪声四起。二所的同志抬着辛锐往外突围,一出村便遇到了日军。日军的机枪打个不停。

辛锐担心大家继续抬着她,会遭受更大损失,焦急地喊道:“放下我,你们快走!”抬担架的同志谁也不听,仍抬着她边打边冲。

日军在后面喊:“抓活的!抓活的!”

辛锐着急地说:“现在不可能了。你们放下我,咱躲一个是一个。”二所的两个同志是一男一女,女同志叫韩波,她死死不放手,但大辛自己从担架上滚了下来。韩波和那个男同志只好将身上的手榴弹给她留下,一共三颗。他们把她放在可以稍微藏身的大石头下,翻过小山包撤退了。

辛锐把手榴弹掖在胸前,用棉被裹着前胸,背靠着大石头坐在地上。这时敌人已逼近,一梭子弹射来,大辛的胸部、腹部连中两弹,她强忍着剧疼,靠在石头上怒视着敌人。

鬼子叫喊着“女八路”冲了上来,辛锐扔出一颗手榴弹。一个鬼子军官上来了,命令士兵冲上去捉活的,辛锐又扔出一颗手榴弹。鬼子怒喊:“枪毙她!”一颗子弹射中了辛锐。

当围上来的鬼子用力拉开辛锐的被子时,突然一声巨响,第三颗手榴弹在鬼子中间炸开了。“大辛被炸得血肉模糊,但可以看出她靠在大石头上的姿势。第二天,当地老乡和卫生所的同志一起,把骨头捡了,还有大辛留下来的衣服,一块儿埋在距她牺牲处10米的鹅头岭东坡。”韩波后来向辛颖回忆道。

时年23岁的辛锐,从济南城飞到沂蒙山的“凤凰”,在火红峪完成了她人生的涅槃。

(责任编辑:林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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